丝绸之路历史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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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历史回眸
■演讲人：葛剑雄 ■地点：上海图书馆 ■时间：二○一五年五月
　　丝绸之路的概念
　　谈到“丝绸之路”，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它的历史事实，同时需要了解古代产生这么一条“丝绸之路”的原因，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关系密切。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任何一种文化、思想，包括宗教、政治、科学活动，它的基础都是当时人们的吃喝住穿，即物质条件，特别是在人们的生产水平很低、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任何活动都受到当时地理环境的严重制约。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不仅是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还要了解当时的人文地理环境。
　　葛剑雄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我们现在讲的“丝绸之路”，不是一般的道路，也不是一般的交通线，而是有它特定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中亚、中国西部一带进行地理考察，持续3年多时间，考察过程中也参考了中国的历史记载。回去以后，他在德国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中提出，在公元2世纪，存在着一条从洛阳、长安到中亚撒马尔罕（今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的商道，这条商道上的主要物流是丝绸，这是一条从中国输出丝绸到中亚、西亚，最终到达欧洲的道路。因为这条路上主要运送的物流是丝绸，影响最大的也是丝绸，所以他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因此，中国的《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或者1870年以前世界其他有关中国的书上，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说法的。
　　多国人民共同开辟丝路
　　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这条路本身早已存在。比如，在商朝的妇好墓中发现了一些玉器，经鉴定是和田玉、昆仑玉。它能葬在商朝的墓葬里面，说明商朝就有这条路了。三千多年前，有人把玉石运到今天的河南，没有道路怎么行呢？另一方面，今天的新疆，历史上不仅有来自中原对它的影响，也有来自西方的影响。比如在新疆发现的古尸，一看就是白种人，有的肯定是来自欧洲的，这也是一个交流。所以，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中亚这个地方处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节点上。无论是古人利用天然的道路，还是他们自己开辟的路，道路是本身已经存在。
　　李希霍芬谈到的“公元2世纪”，就是指西汉的张骞通西域。但是张骞通西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物资的交流，为了输出中国的丝绸，或是为了对外贸易，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在此之前，匈奴对汉朝曾经造成巨大的威胁。西汉开国的时候，匈奴甚至可以威胁到西汉的首都长安。随着汉朝实力的恢复，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候，汉朝终于有能力对匈奴发动全面反击。但是，匈奴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汉朝需要防守从辽东到黄河西面的漫长边境，往往顾此失彼。所以，汉武帝想要彻底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他获得情报，原来在祁连山的两个民族，其中一个叫月氏，在匈奴的压迫下西迁到今天的阿富汗这一带，称为大夏。由于大夏与匈奴是世仇，汉武帝就想联络大夏，让大夏从西面进攻匈奴，汉朝在东面，两路夹击来打败匈奴。汉武帝招募使者代表汉朝出使西域，张骞应募。一离开汉朝的控制区，张骞就被匈奴人扣留了，被扣留了十年。但是张骞始终没有忘记他的使命。一有机会逃脱，他不是逃回他的家乡，逃回汉朝，而是继续他的使命，朝着大夏方向行进。但是，到了大夏，他的政治使命、军事使命都没有完成。因为大夏国王过得很舒服，比他在祁连山那里地方要大，国力要强，不愿意再与匈奴作战了，所以史记里面描述张骞的使命“不得要领”，后来形成了“不得要领”这个成语。张骞“不得要领”，就回来了，回来路上又被匈奴扣留。这次他很快逃脱，回到了汉朝。尽管他没有完成汉武帝给他的使命，但是他的亲身经历以及见闻，又引起汉武帝巨大的兴趣。那时，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朝已经击败了匈奴，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河西走廊已在汉朝的控制之下。从长安出发走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走到西域。所以，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浩浩荡荡几百人，带了很多副手。他知道，靠他一个人，是到不了西域各国。到了西域后，他分别让副使到各个国家去，并携带了大量的礼品。汉武帝认为，他是天下共主、最高统治者，所以要吸引西域各国到中原来，就需要带很多礼品，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丝绸。随着张骞和副使们的出使，使大批中亚国家和当地的民族都体会到丝绸的美丽，又通过商人扩大了丝绸对中亚、西亚的贸易。所以，李希霍芬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丝路建设要考虑外界因素
　　今天我们建设“一带一路”，要考虑外界因素。比如我们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交往，他们是不是有与我们相同的积极性、愿望和利益，值得考虑。不要以为，因为历史上有“丝绸之路”，我们今天就一定也能建得起这样一条路来，或者我们就完全可能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样去看历史，就可能产生误读。考虑怎样使对方能够积极响应，并且有持续的动力，对此要有相应的对策。
　　比如说，前几年我们与哈萨克斯坦联合签了协议，建立中哈边贸城。我们这边都建好了，那边基本还没有动。为什么？我们从喀什到边境，到了我们界碑的地方已经海拔3400米高了，一过界碑，中间还要翻过几座山口，过去100多公里都是无人区，全是高山峻岭。那让我们怎么进行边境贸易呢？另外，他们可以进行贸易的货品较少。2003年，我看到，开过去的货车都装得满满当当，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家电，甚至还包括家具。但是，从那边回来的车上没有什么货物。即使是哈萨克斯坦盛产棉花，他也会按照市场规律，谁出价高卖给谁，不一定就全卖给中国。所以，要激发人家的积极性，就应出台相应的措施。
　　我国是丝路畅通的保障
　　历史上丝路通少断多
　　历史上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畅通，甚至中断的时间比畅通的时间长。对于中亚来说，什么时候中原政权能够牢牢地控制中亚，这条路的畅通才有保证。否则的话，它往往只能成为区域的、局部的交通，而不是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根据史料的记载，公元前60年，西汉就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亚这一带大概2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是新疆归属于中国的第一个标志。但我们还要注意到，尽管西汉拥有了这个地方的主权，但是并没有像在内地一样，建立郡、县等常规性的行政管辖制度。原因是从中原到那里的交通线太长，行政成本太高。比如汉朝派个官员到今天新疆的焉耆（西域都护府常设地），路途遥远，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信息传播的手段，等到大事报回来，可能事情早就过去了。所以，西汉只能实行一种监护式的统治。那么大地方，汉朝在那里只派几千个士兵和一批官员。
　　新疆特殊的地理条件，没有办法实行像内地那样层级很明显的行政管理。当时西域有36国，后来有50～60国。为什么会分那么多国？因为很多地方都是一个个完全不相联系的绿洲。绿洲有大有小，大的可能住几万人，小的只有一两百人。西域最大的国“乌孙”有30万人口，最小的国只有100多人。各国之间的距离非常远，中间全是无人区。只能采取这样一种很松散的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做得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如果国力衰退，加上派去的官员无能，维护西域稳定的局面就难以为继。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西域都护府撤销。东汉建立后，平定了内部割据势力，稳定以后又建立西域都护府，但更换了名字。东汉两百年内，西域都护府或西域长史府三通三绝，东汉之后，也是断断续续。
　　如果汉朝能够控制住西域，那么这条路线是畅通。比如说北魏，统一了北方后，又从平城迁都洛阳，一直控制着西域，所以外贸很发达，来自大秦国的商人可以带着大批货物到这里来。但是，如果战乱重起，那么不仅洛阳衰弱，这条路沿途都衰弱了，或者根本就不通了。到了唐朝初年，唐朝控制了中亚。当时唐朝在中亚这一带有一个行政军事中心，就是碎叶城。这是唐朝当时在西域一个很重要的据点，相当于现在大军区的一个司令部常设点。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军队东撤去对付安禄山、史思明，造成西域空虚。最早，藏族的祖先吐蕃人扩张，占了今天新疆这一带，连河西走廊都占了。接下来，原来在蒙古高原的回鹘人西迁，迁到了塔里木河流域，回鹘人与当地民族结合以及吸收了其他人，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而吐蕃人又从新疆、河西走廊退出，形成了今天的藏族聚居区。以后阿拉伯东扩，把伊斯兰教传到新疆。这种情况下早就不存在从内地长安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了。
　　海运承载了主要贸易
　　到了九世纪，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一直绕到广州、泉州、宁波、扬州。通过海上，运费便宜，且以前陆路只有丝绸值得长途贩运，到了海上开通，尽管我们还是用丝绸之路的名称，但实际上已经不是以丝绸为主了。中国的陶瓷产品，大多是走海路。海上运输的不但有丝绸，还有其他商品，例如，较粗的纺织品、工艺品、陶瓷、茶叶等。到了唐朝，陆上的丝绸之路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到了宋朝，西面又产生了一个西夏，西面过不去了，海上交通已经比较发达，陆上还有什么必要过去呢？到了南宋，北方又有女真人的金朝，宋朝只到秦岭淮河。元朝时，交通比较发达，除了海上以外，陆上也通，毕竟大家都是在蒙古人统治下。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可·波罗外，还有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等，都有记录留下来。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进来的路线都是不同的。哪个地方方便，就从哪里进来，有的海上，有的陆上。这说明当时的人际交流以及当时的物资交流都很发达。元朝时已经多元了，不是传统意义的丝绸之路了。到了明朝，又倒退了。明朝中期只控制到嘉峪关，西面是吐鲁番和其他一些政权，出嘉峪关都要得到批准，一般商人根本无法出去，那时更多的是一种西部地区之间的贸易。
　　“一带一路”必须考虑国家整体利益
　　古代没有什么国际秩序、国家之间的平等，完全凭实力说话。要保证一条交通路线的畅通，必须由主导作用的方面在军事上、政治上控制。今天我们要建“一带一路”，必须考虑它的总体安全，必须考虑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稳定对我们建丝绸之路，建丝路经济带，仍然至关重要。
　　万隆会议通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有一项叫互不干涉内政。当时中国提出这个，我认为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当时中国的主要威胁是别人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当时主要是要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影响。五十年代我们宣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客观上消除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这么多华人的顾虑。要么归化入籍，要么保留中国国籍，两选一，这样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当地国籍。到了今天，如果他国的内部变化是向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或者甚至会损害我们利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完全不干涉，还是要积极的影响？总而言之，一定要预先考虑，怎么保障好“一带一路”的安全。
[责任编辑:徐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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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新时代, 聚焦库尔勒经济
战略转型的启示
摘要: 红网新疆库尔勒12月20日讯（通讯员 张珂）今天，“新丝绸之路荣耀复兴——库尔勒商业走向何方”高峰经济论坛在新疆库尔勒市举行。论坛以“新丝绸之路荣耀复兴——库尔勒商业走向何方”为主题，聚焦库尔勒经济战略转型，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旨在凝聚疆内疆外的共同智慧，进一步促进新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经验交流与合作，为全国的企业家和各界朋友架设起一座扩大开放、增进友谊、密切交流、共谋发展的桥梁，打造一个高端开放型经贸交流平台。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经济讨论会，更是一次文化的饕餮盛宴。为着新丝绸之路的崛起这一共同目标，国内众多专家、学者齐聚库尔勒，进行这一场传统文化交流和商贸对接与发展的讨论。
作为“新丝绸之路文化月”的主题活动，论坛上，国内著名的经济学者、国情分析研究专家易鹏、中国立法专家朱少平分别作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商业机会》、《重走丝绸路，用活大市场》的主题演讲。同时，主办方还邀请地方相关领导共同探讨在复兴新丝绸之路的发展中，新疆的商业贸易和文化如何发展，库尔勒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商业发展中的地位和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主题讨论与发言。
l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贸易，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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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二）
&&& 东汉广州至罗马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东汉时期，从广州到印度、斯里兰卡贸易的中国商人，开始与在这里的罗马商人发生直接的贸易关系。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在其著《自然史》一书中，记载了中国商人在印度、斯里兰卡经商活动的情况，指出中国商人在南印度东部的科罗曼德和斯里兰卡设有自己的货栈，并在那里的港口阿里卡曼陀同希腊、罗马的商人交换货物。来自埃及的希腊商船也常以阿里卡曼陀作为他们东方贸易的终点和返航港。中国和来自埃及的希腊商人就在阿里卡曼陀沟通两国贸易，但最主要的还是从当地运走蓝宝石、明珠、各种宝石、珍贵香料和精美纺织品。
&&& 这种中、希商人在印度的直接交易为中西方直接通航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终形成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罗马人曾亲赴中国，用红海出产的珍珠同中国人交换丝绸衣料，计每年由罗马流人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一亿赛斯脱司。此后，大秦(东罗马)为了要换取中国的丝绸，更加积极探求从海上到中国的航路。于是，于永宁元年(120)，罗马人就航至掸国(今缅甸)，而当掸国国王雍由遣使来汉朝贺时，就带来了大秦国的幻人(魔术师)。这些魔术师“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此后，罗马人就于延熹九年(166)遣使直接航行到番禺了。桓帝时，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国，皆由南海重译贡献，而番贾自此充斥扬、粤。外国资料也有记载当时广州与罗马通商的情况，中国与罗马等西方国家之海上贸易，要以广州为终止点。自3世纪以前，广州即已成为海上贸易之要冲。
&&& 这些史料说明，在东汉时期，罗马已第一次由海上航行来番禺贸易了。它反映了人类航海技术水乎的高度发展，亦标志着从番禺出发，横跨亚、非、欧洲的中西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形成了。这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伟大创举!海上中西直接通航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终形成，是距东汉400年后的“唐代正式开辟，主要是用于瓷器输出”。
&&& 公元2世纪，番禺至罗马的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形成并非偶然。这同公元一世纪后中罗两国的经济、科技文化发生重大变化有密切关系。首先，在世界航海史上，人们对季风的普遍认识和掌握。据西方史籍记载，当时有一西方国家的水手伊巴露斯，在长期从事地中海至印度洋的远航贸易中，终于在公元74年认识和利用了季风航行，因而“后来在上古社会中，人们就把印度洋季风海流叫作‘伊巴露斯风”’。由于人们对季风的普遍认识和利用，不仅大大加快了东西方航行的速度，从而缩短了往返的航程，而且也减少了在大海航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大大增强了人们在东西方海上航行的信心和决心。
&&& 其次，从公元1世纪开始，中国和罗马帝国的经济、政治形势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时值东汉初中期，经济已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丝绸手工业生产发展更快。而罗马帝国正处于共和制转变为帝国时期，经济蒸蒸日上。两大帝国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彼此都需要加强经济交往。东汉帝国的丝绸生产需要寻求国外市场，罗马对中国丝绸的需求曰益增加。但其时罗马帝国首都在埃及北部的亚力山大城，中国丝绸经陆路向罗马贩运必须途经中亚地区的安息(今伊朗)。安息商人为了独占丝绸之利，极力阻挠东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直接交通贸易。如史书记载：“[罗马]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缓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致使罗马帝国和东汉帝国不得不谋求由海路直接沟通而进行丝绸贸易。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班超遣副使甘英前往大秦(罗马)吋，到达条支(今伊拉克)，面临波斯湾大海，安息人就拼命夸大海上航行的恐怖来阻止甘英前进，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人海人皆贾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闻此不明真相，中途返国。虽然如此，但甘英却得知中国到罗马可以从海路前往。而罗马帝国为了获得中国的丝绸，更加积极开辟从海上通往中国的航线。他们的商船开到印度后，即环绕亚洲大陆的南部，通过印度洋进入太平洋，直抵中国南部的交趾等七郡，然后沿北部湾经合浦、徐闻到达番禺。这么一来，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罗马商人终于来到番禺。从此，一条从番禺出发到达罗马帝国(东部)的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沟通和最后形成了。
&&& 唐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对外开放贸易的准备阶段。隋炀帝初步实施对外开放。唐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于是，从唐中叶(8世纪中叶)起，就进一步形成了一条从广州起航出发，远达波斯湾、红海，到东非沿岸和欧洲的亚、非、欧的海上“丝绸之路”远洋航线。这就是贾耽所记载的闻名迩遐的“广州通海夷道”。&&&&&&&&&&&&&&&&&&&&&&&&&&&&&&&&&&&
&&& 贾耽在这里详细记述了“广州通海夷道”所经过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航程所需要的时间。当时的外国资料也有类似记载。9世纪中叶(唐宣宗大中年间)，阿拉伯地理学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著《道程及郡国志》所记从波斯来广州的航程，与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去程航线基本上是一致的。
&&& 中外史籍记述的唐代从广州起航直到波斯湾、东非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全长共14000公里(计广州至巴士拉约10040公里，巴士拉至马斯喀特约1200公里，马斯喀特至桑给巴尔约3542公里)。现代缩短为10320公里。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标志着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显示了广州在航海丝绸贸易的先进地位。从此，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的商人纷至沓来。
&&& 其中有南海舶、番舶、西南夷舶、波斯舶、昆仑舶、西域舶、蛮舶、南蕃海舶、波罗门舶、师子国舶等名称，使珠江河面呈现出一派“大舶参天”，“万舶争先”的兴旺景象。诚如诗人刘禹锡诗云：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 其中以“狮子国船最大，梯而上下数丈”。其时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不下100个，如柳宗元所记：“由琉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咸通十一年(870)，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达到13万之多。开元时期(713—741)一年之中来往流动于广州的客商竞达80多万人次。其中以阿拉伯商人为多。于是，唐朝政府只好在今光塔街一带设置“广州蕃坊”，让外国商人居住，并成立蕃坊司，设置蕃长进行管理。并在广州建立我国最早类似海关性质的管理机构和官员市舶使院和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征收“舶脚” (船舶进口税)。当时，广州出口的商品有丝织品、瓷器、铁器、铜钱、纸张、金、银等，其中以丝织品为最大宗；进口商品有珠贝、象牙、犀角、紫檀木、香药等，以香药为大宗。史称：“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由此可以看出，唐代的广州不仅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也是世界上著名的贸易大港。
&&& 为了模拟和验证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广州通海夷道远洋航线，和纪念阿曼著名航海家艾布．阿比达曾于8世纪中叶乘帆船到达广州的业绩，以及庆祝阿曼国庆，1980年由阿曼苏丹国王卡布斯苏丹倡议和资助，仿照唐代的古木双桅三帆船，并以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国古都苏哈尔命名的“苏哈尔”号船，乘坐着航海家、海洋生物学家、潜水员、摄影师、医生等90多人，于11月23曰从阿曼首都马斯客特出发来广州。全船不装设近现代的动力设备，全凭季风鼓帆行驶，也不配备科学仪器，而是借助于罗盘针、牵星术等中世纪的航行工具和方法来判断方位和航路。“苏哈尔”号帆船终于战胜了大海的浩渺鲸波，沿着唐代大食国到广州的航线，驶过唐代中外文献所记载的波斯海、拉尔海、海尔肯德质海、军突弄海、孟加拉湾海、西支那，历时216天，航程6000英里(公里)，于1981年7月2日顺利航至珠江口，并进入广州港洲头咀码头。
&&& “苏哈尔”号启航时，我国政府派出以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为团长的文化代表团专程前往阿曼参加隆重的欢送仪式。船到广州后，广东省外事部门负责人及阿曼苏丹国驻华大使卜希也前往洲头咀码头迎接，并组织省市人民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阿曼客人在广州还朝觐并参观了唐代阿拉伯人来广州贸易时建造的宗教圣地一一怀圣寺。“苏哈尔”号航行成功，为今天广州至波斯、东非和欧洲航行的远洋航线同唐代古道航线保持一致提供了证明和借鉴，是极有意义的。199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乘坐世界各国的50多位专家学者，从威尼斯出发前来广州，开往泉州进行历史考察。这又将再次证明唐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的真实性。
&&& 明清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球大循环。北宋时期，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仍继续发展。但从南宋末年始至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移至临安，使广州离杭州比泉州远等因素，于是，元代中叶后，泉州一跃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广州退居第二位。但曾几何时，降至明代，泉州失去其离全国政治中心近的优异条件，加上本身经济腹地过小和晋江航道失修淤塞，使其对外贸易一蹶不振，沦为地区性的小城镇。而广州却以其深厚的对外贸易基础重新恢复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使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比唐代获得更高度的发展，形成了全球性的大循环的贸易航线，并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
&&& 根据中外史料的记载，明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除了沿用和发展唐代以来的古老航线之外，还开辟了广州至拉丁美洲，和延伸广州至里斯本和广州到北美洲、澳洲、俄罗斯等新的远洋航线，使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高峰期。
&&& 第一，广州——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的开通。自从1571年西班牙侵占菲律宾之后，万历三年(1575)，开始了以马尼拉为中转站的广州与拉丁美洲的新航线贸易。张荫桓记述：
查墨(西哥)& 国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墨) 曾通中国。岁有飘舶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瓷、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亚翼巴路商埠(即阿卡普尔科港)，分运西班牙各岛(指西属拉丁关洲各殖民地，加勒比海诸岛)。其时墨隶西班牙，中国概名之为人西洋。
&&& 这条航线当然包括唐宋时期已开通的广州至菲律宾航线在内。这是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大三角海上“丝绸之路”。全程分为两段；第一段，冬季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外港出海，再经万山向东南行。航至东沙群岛附近，再折东南方向，循吕宋西岸，航至马尼拉港；第二段，从马尼拉港启航，经圣贝纳诺海峡，进入太平洋，乘6月中下旬的西南季风北行，到北纬37度和39度之间的水域之后，借西北风横渡太平洋，其中北太平洋航线一段，向北推移到北纬40—42之间的水域(即今美国西海岸中部海岸300—400公里)时，折向南行，以便更好地利用日本至美洲间由西向东的海流一一“黑潮”，加快帆船航速折向南行驶，再利用盛行于海岸的西北风、北风直达墨西哥海岸的天然良港阿卡普尔科，和秘鲁的利玛港。整个航程平均需半年时间左右，若航行顺利，有时3—4个月亦可达到。在全航程中，可以看到的岛屿有关岛、火山群岛(又名硫磺列岛)、金岛、银岛等。在北美海岸，通常最先看到的陆地是谢德罗斯岛(位于加利福尼亚海岸北端)，继而看到灰岛、圣鲁卡斯呷角(位于加利福尼亚湾口处)、科连第斯岬角等。明代由广州启航经马尼拉到拉丁美洲新的远洋航线的开辟和成功，是广州(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从此之后，广州得以与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通航往来贸易。当时从广州出口到菲律宾而转运至拉丁美洲的商品有生丝、丝织品、线绢、瓷器、陶缸、铁锅、铁、铜、锡、铅、水银、砂糖、火药、棉布、花生、栗子、枣子、白纸、色纸、母牛、母马、火腿、咸猪肉、花边、安石榴、梨、橙、蜜饯、墨、珠子串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和丝织品为最大宗。史称：华商载来之货物除上举粮食之外，大部分为丝织品(花缎、黑色及有花样之锦缎，金银线织成之锦缎及其他制品)以及大批白色及黑色棉衣。
&&& 据统计，万历十六年(1588)以前，从广州出口到马尼拉的货物总值为22万西元，其中丝货量值为19万西元；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丝货值达到25万西元。出口到马尼拉的丝货，大部分运往西属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等国家去销售。崇祯九年(1636)以前，每艘开往墨西哥的“大帆船”，登记运载中国丝货为300—400箱至500箱，其中有一艘装运达到1200箱。正因为从广州启航经马尼拉到拉丁美洲贸易的主要商品是生丝和丝织品，所以当时称为太平洋上的航线，又由于当时航行于这条远洋航线多是西班牙的大帆船，故又有称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大帆船贸易”。这样，出现和形成于汉代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日益发展，迄至明代达到了高峰。
&&& 第二，广州一果阿一里斯本欧洲航线的扩大。这是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的延伸。这条航线分为两段。第一段，从广州出发，经澳门外港出海西行，横过印度洋到达印度西海岸的港口果阿。第二段，由果阿起航后又分为二条航线西行。一条走印度洋中的官屿溜(今马尔代夫群岛的马累岛)，西航到非洲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沿旧航线至欧洲。另一条从克亚丁渡海，绕葛得儿风(今亚丁湾东南面索马里的瓜达富伊角和哈南泥(今索马里东岸的哈丰角)，沿东非海岸下木骨都束，不刺哇(又称卜刺哇，‘今索马里东南岸布腊瓦)、麻林(今肯尼亚东岸马林迪)和慢八撒(今肯尼亚南岸的蒙巴萨)，南至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海岸，到南非绕过好望角，沿大西洋非洲海岸北行到摩洛哥拉巴特港，抵达欧洲萄葡牙的首都里斯本，转至欧洲各国，全程共11890海里。
&&& 广州经这条航线出口的商品仍然是以生丝和丝织品为最大宗，正如当时的外国资料所记载：“葡人在澳门、广州之贸易输出品以绢为大宗，每年由葡人输出之绢约计五千三百箱，每箱装蠕缎百卷，薄织物一百五十卷”。租居澳门的萄葡牙人是这条航线丝货的贩运经营者，从中赢利甚巨。据统计，万历八年至十八年()，每年运往果阿的丝货为3000担，价值银为24万两，利润达36万两；崇祯九年(1636)丝货达6000担，赢利72万两。
&&&& 正是由于明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所以从这里出口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丝货誉满全球，受到各国商人和人民的赞赏。当时有一个欧洲商人目击中国丝货称赞说：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 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
&&& 第三，广州一北美洲、澳洲、俄罗斯航线。到了清朝，由于清政府干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十日，宣布撤销江、浙、闽三海关，规定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从此，偌大的中国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广州进行，而且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年(1840)，长达156年之久，使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而进入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
&&& 因此，在清代前期，广州除了原来已经开通的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航线外，还新辟了三条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航线：即乾隆五十九年(1784)由美国商人装备的“中国皇后号” 商船，于夏季自纽约载着一批洋参到达广东的北美洲航线；嘉庆十年(1805)，由俄罗斯派遣的“希望号”和“涅瓦号”两艘商船抵达广州的俄罗斯航线；嘉庆二十四年(1819)，由新到中国的詹姆士·孖地臣从广州向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口岸开出第一艘载茶叶船“哈斯丁侯爵号” 而开辟的大洋洲航线。这样，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更进一步形成全球性大循环。
&&& 这个时期，丝织品在广州的出口商品中虽然退居第二位(茶叶上升为广州第一位出口商品)，但出口到各国的丝货仍然是相当多的。据统计，乾隆年间()，平均每年从广州出口的生丝和绸缎达到20—33多万斤；道光十年(1830)增至70多万斤，其中南京丝占337300斤，广东丝占368000斤。其中输往英国的丝货最多，据统计，嘉庆五年至道光十三年()，广州出口英国的生丝均占出口生丝总量的93·7—99·3％，其次是美国，占0·7—5·8％。
&&&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形成和发展过程，显而易见，其在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实居首要，而且长盛不衰。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就写在广州的记录上。&&&&&&&&&&&&&&&&&&&&&&&&&&&&& 广州秦汉时就是繁荣都会，汉唐以来是海上“”的始发港，清朝时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是中国最早对外的通商口岸.
广州有着悠久的对外交往史。在（约公元前226-公元220年），广州作为古代“”的始发港，与海外交往频繁。中国的丝织品、瓷器、铁器、铜钱、纸张、金银等以广州为起航站运往海外，换回珠宝、香药、象牙、犀角等，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著名的贸易大港.
到了元代（约公元年），世界上同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与地区有140多个.
到了明代（约公元1368-），广州便有了“出口商品交易会”.
到了清朝（1757年），有一段时期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当时著名的“”就是专门分工做对外贸易的洋行。对外通商的繁荣也促进了广州与海外的文化交流.
重振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中心城市,广州正当其时！
&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早在此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讲话时，已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在国家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具体落实到某个省份某个地区某个城市时，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下，都不能绕开一个城市，那就是千年商都——广州。那么，在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广州将何去何从？
& && &在我国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背景下，依据国家战略、地缘区位、历史文化等条件，广州有能力有条件有必要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中心城市。
& && &一、广州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中心城市有其历史渊源与基础。回顾、梳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不难发现，广州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取代徐闻、合浦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港，到清代闭关锁国时长时间处于广州“一口通商”，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育、形成、鼎盛以及衰落时期广州均起了重要作用，见证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与衰落，昔日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造就了广州的千年繁华。在与世界上诸多地区发生贸易往来里，广州尤与东南亚地区联系最为紧密，特别是广东华侨华人远赴南洋的历史，将作为广东省府的广州与东南亚地区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我国再度重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并且将重心放在了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面。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与广州与东盟地区的历史渊源的角度看，最能代表中国参与到同东盟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非广州莫属。
& && &二、广州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中心城市符合国家突破美国包围的战略需要。2009年，美国正式开始主导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谈判进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意在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全新的世贸体系。至此，TPP协议加上美国重返亚洲的政治、军事战略部署，将对中国海外原料来源、销售市场和海上运输通道构成实际威胁，从而达到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为此，中国提出了两个对策，一个是向西拓展，与中亚国家建设陆上丝绸之路，另一个是向南拓展，与东南亚国家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因此，海上丝绸之路肩负着我国突破美国包围圈的重要历史使命。从地缘政治、区位优势方面看，广州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离东南亚最近的国家中心城市，因此广州着手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中心城市符合国家战略需要，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 && &三、广州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中心城市是有其现实基础。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广州的城市影响力与日俱增，辐射力直指东南亚。其一，广州的国际贸易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全国最具影响力、中国第一展广交会成为了我国外贸风向标。其二，广州与东南亚一衣带水，东南亚的广府华人华侨成为广州与东南亚友好往来关系的重要纽带。其三，广州与东南亚地缘相近、文化相通、血脉相亲，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其四，广州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中心城市有其坚实的城市群支撑。在中国的三大国家级城市群里，每个城市群都有自己的影响范围。东亚、北亚是环渤海城市群的影响范围，欧美地区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影响范围，而东南亚与大洋洲是珠三角城市群的影响范围，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龙头——广州，自然拥有最坚实的城市群基础。
& && &&&当今世界，成为了大国博弈的舞台，个中关系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更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和争夺点。因此，中国同东盟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充满了风险与困难，而广州重振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中心城市的过程也将充满了未知数与挑战。短期内，我们至少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 && & 一、支持广东、广州与东盟国家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上的互联互通是中国同东盟国家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工作，其中支持广东与东盟国家港口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是重中之重。因此建议，支持建设广州连接东盟新加坡的高铁项目；支持中国参与东盟国家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广州加密与东盟国家临海港口城市航线航班，加强广东、广州与东盟国家临海港口城市的沟通与合作。广东、广州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交通互联互通，将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撑。
& && & 二、支持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广东先行先试。为了应对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建设，中国必须要采取积极主动的对策。由于目前中国现状暂不宜申请加入TPP谈判，为此中国应该适时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参照TPP的标准逐步提高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的程度，特别要加快与东盟国家服务贸易方面的建设。在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过程中，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支持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方面的推进在广东先行先试。另外，支持广东、广州与东南亚国家重要省份和重要城市之间的合作机制建设，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的制度创新。
& && & 三、提高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影响力，掌握海上丝绸之路话语权。当今区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文化竞争力与文化影响力，建设中国同东盟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也不例外。建议支持广州成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会，为广州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提供智力支持；支持广州举办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发展高峰论坛，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面发出中国声音；支持广州建设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加大对外宣传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共有20多处，支持广州将“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整体打包，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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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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