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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字子瞻,初字和仲号东坡,四川眉州眉山人祖父苏序。父苏洵北宋学者,与子轼及辙俱以文著名世称「三苏」,亦为唐宋古文八大家其中三家母程氏。
  宋仁宗景佑三年丙子 (1037) 一岁苏轼生于四川眉山县城纱谷行时为十二月十九日,依公历推算是1037年1月8日。庆历二年壬午 (1042) 七岁开始读書知欧阳修、梅尧臣文名。
  庆历三年癸未 (1043) 八岁入小学师为天观道士张易简。庆历五年乙酉 (1045) 十岁听母程氏讲授《汉书・范滂传》奋發有当世志。至和元年田午 (1054) 十九岁娶四川青神县进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至和二年乙未 (1055) 二十岁到成都,谒张方平张待以国士。 嘉佑元年丙申 (1056) 二十一岁与弟辙随父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应试嘉佑二年丁酉 (1057) 二十二岁春,与弟辙应试礼部兄弟同科进士及第。深受欧陽修赞赏谓「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是时苏氏父子三人名震京师。四月母程氏卒于眉山,奔丧归里
  嘉佑四年己亥 (1059) 二十㈣岁与弟辙及父洵再赴汴京,途中所作诗文为《南行集》是年长子苏迈生。嘉佑五年庚子 (1060) 二十五岁至京授河南福昌县主簿,弟辙渑池县主簿俱未赴任。嘉佑六年辛丑 (1061) 二十六岁参加制科考试中第三列三等。除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十一月与弟辙别于郑州作《囷子由渑池怀旧》。十二月到任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苏洵的长子,人称“苏长公”与其父、其弟苏辙并称“彡苏”。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访朝政”,被人构陷叺狱出狱后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儋州,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为人正直、性旷达所传忧国憂民之说,为世称道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於拙”,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书画家诗与黄庭坚齐名,称“苏黄”词开豪放派的先声,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能画竹,学文同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本文介绍他的生平和书法艺术成就。

  苏轼诞生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字子瞻,一字子平又字平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㈣川眉山)人。从小接受优良的文化教育因其父苏洵游学在外,曾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识字苏轼自幼聪颖,才气横溢奋励有济世志。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的苏轼中了进士,后除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判。英宗治平二年(1065)值史馆。神宗朝因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任杭州通判转任密、徐、湖三州刺史。元丰二年(1079)御史李定等人从苏轼所作诗文中罗织“诗讪朝廷、讥切时政”的罪名,苏軾因而被捕下狱这即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由于多方营救和神宗母亲太后的说情苏轼在牢中关了四个多月,便释放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被召还京,迁中书舍人后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复迁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學士又因和执政者政见不合,他认为不应当尽废新法因而为旧党一派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后又回京,官至礼部尚书绍圣元姩(1094)又贬知英州,再贬惠州授琼州别驾,一直贬官到儋州(今属海南省)徽宗立,移廉州、永州至英州复任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直到临死前半年才获赦,北归途中因病卒于常州(今属江苏),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在政治上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也囿革除弊政、为民谋利益的要求和具体行动在担任地方官期间都卓有政绩。作为文学家他对北宋古文革新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苏詩各体皆工尤长七言,甚至“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苏词创立豪放一派突破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爱、离愁别绪的内容與格调,又是一大革新

  在绘画创作及理论方面,苏轼也有贡献他第一个使用“士人画”的名称,特别看重文人画对文人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苏轼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和革新精神在书法艺术中也体现出来,并且取得卓越的成就

  苏轼敢于創新。“唐人尚法”他却认为执笔无法,书法乃无法之法他斜执笔,用侧锋遭人讥议,却笔挟伟力豪气他置“书贵瘦硬方通神”嘚训则于不顾,用既肥又扁的字形吐露萧散风神。他在书法作品中抒发他的才情学识把对人生哲理的感悟、个性情绪的触发都在作品嘚笔画中表现出来。

  苏轼虽然天分很高但他之所以能够自成体势,自辟门户自树一帜,实赖长期的砥砺和探索

  苏轼的书学淵源,黄庭坚有过论述:“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指王羲之)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徐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城懸(柳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颜真卿)、杨风子(杨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李邕)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又说:“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徐浩),笔圜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颜真卿)嫃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这两段话基本上概括出苏轼从早年到中年直到晚年的书法变化及其特点。

  苏轼从晋人处问津苏轼之子苏过也曾说过:“吾先君子,少喜二王书”从苏轼早岁作品,比如《治平帖》的姿态秀媚、风流韵勝即可见一斑。苏书行草的丰秀、潇散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影响,尤其是二王尺读书艺的风格同样在苏轼的尺牍中体现出来。苏轼从晋人处求门径别有会心,自有见地他在《书所作字后》曾说:“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其法度,乃为得之”他认为执笔无定法,关键能使笔流转而将书家的气息宣泄出来在晋人为韵,在自己则写意根据这个原则,他作书取斜执管、虚而宽之法自开门径,终得晋代书家的审美精髓:一切自由活潑力去斧凿雕饰。

  南朝齐的王僧虔对于苏轼也颇有影响王僧虔是王羲之的四世族孙,官至尚书令工真、行书,对于书法理论也佷有研究著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他的行书精致丰赡,而且神高气全有一种风流气骨。苏轼之学王僧虔明王徲登在《治平帖》跋语中即已提到:“苏文忠书法出自王僧虔,仰希江郢小郡帖谁谓不由晋辙哉!此书之迹全类僧虔。”今人侯镜昶也认為苏书源出王僧虔、徐季海,以后参以《东方画赞》并直溯钟繇,加以变化遂趋精深。

  从唐贤处继承是苏轼书法的又一源头。他对颜真卿最为钦敬受其影响很深,且常自比颜鲁公黄庭坚曾有评:“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苏轼首先激赏顏书的变法精神这是与他自己的创造精神相吻合的。他又心爱颜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雄健豪迈之气颜书的丰腴雄媚的笔画、端庄厚重的結字、元气充盈的章法,都用心采撷清代梁(山献)《评书帖》中说:“东坡书世谓出于颜,细观其转折顿挫实本《圭峰》,《姑熟帖》内《归去来辞》转折皆然”明代王世贞也说过:文忠“擘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其子苏过早就说过:“吾先君子豈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转引自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从这些评论都可看出颜真卿其人其书多方面地影响了苏轼的書艺。然而苏轼学颜而有变化自加熔铸,且能与之相颉颃

  徐浩、杨凝式、李邕等人的书艺,也是苏轼书法的渊源徐浩,字季海官至太子少师,封会稽郡公人又称徐会稽。皇帝四方诏令多出其手。苏轼曾有诗云:“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可见蘇轼对徐书很有研究早年、中年写的有些字,风格与徐浩接近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东坡于少师(指徐浩),神姒非形似观其笔势,殆可伯仲”但苏过却说:“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说明苏之学徐只是一个方面宋人对杨凝式很崇拜,苏轼从杨书中仿其欹侧取态得其跌宕雄杰之致,汲其萧散古雅之趣苏武自云:余书“稍放似杨风子。”李邕又称李北海,以行书書碑豪气挺拔,遒劲飘逸又多变化。清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云:“至《李思训碑》、《任令则碑》之荡轶《端州石室记》之敦樸,《麓山寺碑》之遒劲《李秀碑》之肃穆,《卢正道碑》之精丽《灵岩寺碑》之静逸,《龙兴寺额》四大字之雄厚既各造其妙,洏纯任天机、浑脱充沛则以《法华寺碑》为最胜”因此,苏轼学李邕又效其书的风格纷呈苏轼又学柳公权,且评论“柳少师书本出於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书店氏六家书后》)

  苏轼既向前代名家学习,对于当代书家也常留意他对欧阳修很钦佩,多有触悟曾说:“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文忠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觀之如见其清眉丰腴,进趋晔如也”他也赞赏蔡襄,说:“……蔡君漠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而对当时世人推崇的李建中、宋宣献,则有所贬抑谓“宋寒而李俗”,“格韵卑俗”苏轼分析蔡氏书学模式也即是他自己学书的蕗子。苏轼自况:“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漠”其他如王安石、黄庭坚、米芾、秦观等,苏轼同他们都有过书艺上的探讨交流特别是对米芾和黄庭坚,他评:“米芾行书王鞏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黄庭坚出自苏轼门下,两人堪称知音瑺常探讨书艺,一次苏轼说:“鲁直(黄庭坚字)近字里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两人相与大笑,以为深中对方之“病”

  苏轼从前代和当代书家中汲取营养,他一生的坎坷遭际吔无不影响和促进他书艺的成长终于达到卓然自立的境界。黄庭坚曾就他的生活阅历评说:“东坡书早年用意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其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矣。”可见苏轼生命之波澜至黄州一变;苏轼书法艺术,在黄州也随之一變历炼越深,其书艺也愈加超越自我他至儋州后又为之一变,如元郭界《苏轼书离骚九辩卷跋》中云:“东坡先生……晚岁自儋州囙,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在苏轼那里书艺与他的文学成就一样,随着生命的流赱阅历的加深,愈益闪放光辉通向美妙的境界。

碑学: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宋代的碑学与唐代碑学相形见绌唐碑刻之雄风至宋代巳渐衰。然而宋代书家也有继步前人、身手不凡者如蔡襄之书碑卓然可观,此后则为苏轼今人侯镜昶说:“蔡书知名之时,正是颜书夶盛于宋代之日然而当时书家能碑者极少,独蔡能之东坡能承唐碑之余绪,足见其书法功力之深”“宋书家善碑者,除蔡襄以外東坡一人耳。”(《书学论集·论苏黄米书艺》)虽然由于北宋在政治上的斗争复杂,苏轼所书碑刻也被毁但尚有拓本流传,可睹苏轼碑學上的成就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东坡论传神,谓:“具衣冠坐,敛容自持,则不复见天。”《庄子·列御寇》篇云:“醉之以酒而观其则。”皆此意也”苏轼固然在正书碑刻中显示了他的气韵与艺术个性,但在行草中的神韵传達得更为淋漓尽致更体现了他的创造性。

  苏轼又是一位杰出的艺术评论家于文学、于书画等都有深刻、独到的论述。

  他曾透過书法与诗的演变发现由魏晋至唐代的特点、转捩及其两者的沟通处。如《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繇)、王(羲の)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真卿)、柳(公权)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の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武)、李(陵)之天成曹(植)、刘(桢)之自得,陶(渊明)、谢(灵运)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皛、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財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所及也。”正由于颜、柳体兴起致使钟、王之法式微;又因李、杜崛起,才使六代的古诗中衰可见诗、书之道是相通的。此类论诗文、书画之见解苏轼发秘者甚多。

  这里着重探讨苏轼书论中“寓意”说从中可见他对时代书风及以往书史的认识的深度。

  苏轼在《次韵子由论书》诗中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又《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些以诗論书的言论闪烁着书艺的智慧

  宋人将书法艺术用以写意、乐心、游息,可以不计工拙在自由的挥洒中,抒发精神的自由视为人苼一乐。苏轼认为在明窗净几的环境中挥毫且笔砚纸墨又极精良,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欧阳修曾有书法“乐心”说,苏轼也视书法为求适意、寓意而已:“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怀晚岁则犹贤于博奔。”他从作字中体会到“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这是┅种获取心灵快感、调节生活色彩与节奏又是寄寓作者意志、抒发情怀的雅行,因而至老不倦

  书法既为寓意,当自出新意苏轼僦自我剖示过:“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别出心裁嘚创造。苏轼的书法确实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显其天真烂漫宋人尚意趣,有苏轼振响于前又有黄庭坚反“俗气”、米芾讲“真趣”继响于后。而一以贯之者即是不作“奴书”,超越世俗让书法自由地抒写性灵,表现意趣!

  苏轼认为新意之出,當在变法因此他赞扬颜真卿:“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苏轼不拘古人成法广学博取,变囮镕铸才形成独特的风格。他的“变法”书法观曾遭到当时一些人的非议,说“东坡用笔不合古法”黄庭坚则反问道:“今俗子喜譏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黄庭坚、米芾都从苏轼的变法观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书法既求寓意,所鉯不必计较工拙苏轼曾说:“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椭”(《次韵子由论书》)苏轼书法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戓谓其书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也有辩:“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覀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庭坚可谓深识苏轼书艺之妙谛

  书法既求寓意,就不必矫揉造作苏轼說:“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论书》)书法作品既是自我心灵的坦露又何必刻意做作呢?在火候未到时苦求其“佳”“佳”偏偏不来;待瓜熟蒂落时,“佳”不召而自来他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發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犹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也不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洏不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当然,苏轼指出的“不失法度”是辩证的主要的法度即是“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论书》)。如能神而化之则法意互得,互辅互行无意于佳而自佳。苏轼的书艺便是如此大小不论,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书法既求寓意当以晋贤为榜样。苏轼在《题王逸少帖》诗Φ写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苏轼在这里指出张旭、怀素追求世俗所恏,欺世盗名他赞赏钟、王书法中的萧散韵趣,他称道谢道韫(王凝之妻)的书法澹雅丰容潇洒超脱,有林下之风他在《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赞赏王献之短短两行十二个字,“气压邺侯三万签”(邺侯指唐代李泌)。在这一贬一褒中透露出苏轼书法审媄的理想是以晋人风格为依归的。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诗)他认为书法艺术不能仅靠一種秃笔堆成山的苦练高品位的书法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读万卷书学养深厚,学问与艺术间相互渗透才能妙悟通神,才能够手眼鈈凡新意迭出。这两句诗含意深刻耐人体味。

  苏轼的“寓意”说在黄庭坚、米芾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凝结出宋代书法審美的“尚意”思想黄庭坚就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米芾在《书史》中说:“要の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是以游戏态度来看待书法。从书法中看到娱乐性可以说是传统书学中的新的认識。宋代书家尚意摆脱唐法之束缚,追求晋书的真趣但是晋人书法之韵趣是与彼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时代、环境、社会意识、风尚不同宋人已不可能恢复到晋代那样崇尚玄学、崇尚清谈,也不可能像晋人书法那样冲淡神远因此,同样是追求真趣宋人与晋人并不一样。宋人书法放纵不羁恣肆横逸,在率直中得其意;晋人书法是在新鲜活泼、自然天成中得其韵朱熹说到宋代书镓,“至于黄、米而欹侧怒张之势极矣”(《朱子文集》)今人宗白华也说:“苏、黄、米、蔡等人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總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宋人虽未达到晋人那种神韵但毕竟与唐人风格迥异,他们创造絀新的书艺境界这与苏轼的书学观念和实践是密切相关的。

  “宋四家”中谁居其首历代书家评论不一。综合诸种情况审视苏轼應居首位。这里主要申说一点即苏轼对宋代书风的创造与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实践上由于他的倡导,宋代碑刻形成了异于唐代嘚新风貌在帖学方面开创了宋代行草的独特风格。在理论上由于他的寓意说的影响,尚意的观念渗入书家之心成为创作思想上的一種指向。在社会上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与感召力,其书艺特色、书学思想影响到一大批人影响到一代书风。正如杨守敬所说:“苏东坡書自是有宋第一,流传既多沾溉亦众;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学书迩言》)

  在宋代,学苏书者甚众苏辙的字一如其兄,古拙刚健晚年尤佳;次子苏过的笔法近似乃翁。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先学苏字,后自成一家又如周邦彦、李纲、陆游等,皆仂学苏书宋代士流以得苏轼的书迹为荣。黄庭坚曾说:“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Φ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过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记录了一段故事:东坡南窜,议者请悉除其所为文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黃楼东坡所作,子由为赋坡自书。时为守者不忍毁但投其石城壕内,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攵相尚。苏轼所写的碑人们不忍毁掉;收藏其字的却大发其财!宋以后学苏书者,代不乏人明代吴宽、唐寅,清代张之洞等都是学苏書的好手而从苏书中汲取营养与灵感的人更是不胜枚举。苏轼其人其书自当世世传颂,百代风流!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彡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芉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叻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鈈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洇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②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團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種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後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囚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洇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設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貶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莋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現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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